□冯新宏
基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实践，源于对先秦至唐宋时期的诗歌尤其是对《诗经》、陶谢诗、唐诗的嗜爱，魏耕原教授对研究诗歌过程中发现的一个个具体问题，从诗艺与诗学、诗论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深入思考与探究，天长日久，积少成多，便有了《诗学发微》（以下简称《发微》）这个集子。
该著不刻意于体系完整，也不纠结于系统性，而是以问题为导向，针对具体问题作深入讨论，彰显着广征博引，取譬多喻，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大家气象和行文风格，呈现出溯本探源而努力求真，无意创新而自然出新的个性特征及价值追求。所涉面宽，问题具体，篇目众多，归为六编：反思编；模式编；诗论编；考证编；数字、颜色、虚词与诗学编；书诗编。
每篇各自解决一个问题，每篇因目的不同，方法即随之变化。不论结论或者是论述，没有时下放言高论、漂浮虚空的作风，而是挚实与求真、可信与出新闪烁其中。这主要体现在前三编里。
作者以反思眼光审视所观察的问题。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八开大册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其中的《孔子诗论》（以下简称《诗论》）引起极大轰动，考释、阐释类论文与专著如雨后春笋般纷纷问世。作者对此思考多年，提出五条疑议：（一）《诗论》与《论语》为何不合？（二）《荀子》何以不见《诗论》的痕迹？（三）两汉文献为何不见《诗论》踪迹？（四）历代出土的简帛书籍的规律与推论。（五）由以往作伪古书引起的思考。这些疑议已涉及孔子关于《诗经》看法的内证、儒家《诗学》传播与战国两汉文献没有引用的外证、出土简帛从来没有出现儒家重要典籍的现实以及伪书出现的原因等方面。这五条疑议论据充足，论证有力。此前的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因不见宋及后人引用而被指为伪书，这似乎对《孔子诗论》的真伪之辨提供了一定的参照。
陈子昂的《修竹篇序》高举建安文学大旗，反对晋宋诗兴寄都绝与六朝诗风绮靡，二者一正一反合二为一成为其诗学宗旨，这已成为文学史上的定论。《发微》中《陈子昂诗学思想的反思》一文，对陈子昂《感遇》组诗及《登幽州台歌》条分缕析，并结合《修竹篇序》赠序对象与写序原因，指出陈诗既有宗法建安、正始的一面，也有取法晋宋齐梁的一面，从而确证陈子昂不是只偏爱建安风骨，而是硬件软件两手抓，从而才导引出昂扬刚健与清新活泼的盛唐诗风。同编中的《建安文学的互同与模式》又对此文作了呼应。两文在同一编中，前呼后应，相得益彰。
盛唐诗是中国古诗的高峰，从古至今论之者众。“天宝之风尚*论”为李肇《国史补》中的名论，但这一批评历来没有引起回响，偶有及者也语焉不详。《发微》对“*”字基于训诂学知识层层剥析，指出“尚*”即尚同，并从理想与精神的互同性、批判精神的互同性、自我的互同性三方面切入，以充足的论据实证天宝时期的盛唐诗歌存在着严重的雷同与模式化倾向。李白遨游名山，遇到地方小令，均以陶令喻人，言及与友人情感之深，均以水深水长设喻作比。杜甫则以百年万里、忧国忧民为模式，其他如王维、高适、岑参、孟浩然也有各自的“模式”。“尚*论”至此才落到实处。
屈辞精彩绝艳、光照古今，但自屈原后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个伟大的楚辞作家，屈原之前亦无三四流作家。这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现象，显然与唐宋诗大家辈出的情形迥然不同。其原因就在于屈辞不仅具有奇光异彩的浪漫主义特色，同时也因之而滋生了不易发现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积极性切合屈原自己的处境，但它所具有的消极性的一面一经模仿，即成为朱熹所说的无病呻吟。
叶夑因与推崇唐诗的王渔洋诗论不合，又逢宗唐向祧宋转轨之际，因撰《原诗》，以通变之论为推扬宋诗而不遗余力，成为传统诗学理论著作中除《文心雕龙》外最具体系者。《原诗》议论宏博，雄辩澜翻，以宋诗为诗史巅峰，力图摒去唐诗而独标宋诗。《发微》中《叶燮〈原诗〉的偏激与失误》一文认为，叶氏侫宋之论，对后世影响甚大，晚清同光体，即可视为一大宗，同时指出宋诗为唐诗后之一变，但并不比唐诗高明，《原诗》诗论犹如书论中康有为《广艺舟双辑》之卑视唐楷而独尊魏碑。《发微》作者取譬多喻，拨去障眼，分析叶氏立足祧宋而卑唐之偏激，明确指出其学理之失误。殷璠《河岳英灵集》对盛唐诗兼选带论，论更精确，然此时不选杜甫、岑参诗，留下难以猜详之疑惑。《殷璠〈河岳英灵集〉诗学趋向与选诗取舍》把“怎样选”的理论宣言与“选什么”的选诗实践结合起来考察，分析全面而深入，结论可靠而出新。
以上为该作之荦荦大端，另有对不为人注目或诗学细微问题而论者，亦千姿百态，精彩纷呈。刘熙载《艺概》乃名著，然为八股文而做之《经义概》很少为今人过目并提及。《发微》作者却视之为“文章学”著作，《〈艺概·经义概〉发覆》一文对“顿挫”的解析，很为激赏。方东树乃桐城派营垒中的健者，论诗喜用制艺评点之术语，其作《昭昧詹言》每为诗论者所重，“棱汁浆”一语络绎不绝点缀其中，所指何为又游移不定。《发微》中《方东树〈昭昧詹言〉“棱汁浆”考论》一文抽丝剥茧，多角度探究其用意，给读者提供了可靠的参照。对《文选》所录陈琳《饮马长城窟行》作者，学界素有异论，《发微》中《从诗体论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的作者从属》一文从乐府诗的特征论其从属，并进一步提出须对汉乐府古辞与拟作各自特点作深入审察，更重要的是要审察建安诸子在归曹之前与身列建安文学集团以后创作的变化，由平面的静态的层面深入到立体的动态的层面，历时地又共时地比较对诗学研究意义重大。
“七”与“青”是数字与颜色中颇具文化意义者，其含义变动不居，具有许多不同“面孔”。《“七”的文学与文学的“七”》一文道：“七是个抱阳而负阴的数字，这在古老的《诗经·豳风·七月》里最早就可见出端倪……同样是《三国演义》赵子龙在长坂坡七进七出突破曹*，如同七擒孟获一样，这是‘七’抱阳的一面。而自屈辞以至杜诗的七，则是负阴的一面，而负阴的悲剧性的一面似乎更拥有感动人的魅力。”《青色的包容与绿色同质异性的文化意义》一文从青色的多义性、青和绿的特殊意义以及青、绿色由尊转卑的缘由三个方面，揭示了中国文化中青色与绿色既包容又等同的关系以及随时代推移而体现出的贵贱美丑的富有个性的演变特色。作者的讨论，带有揭秘性质，而且行文生动有趣，很值得一读。
宋人尊杜，对杜诗中的“自”字非常看重，然今人论杜往往搞错。《发微》作者熟悉唐诗俗语词、习见词的释义，《杜诗习见词诗学和语言的双向阐释——热点词“自”的个案考察》一文，对“自”字的分析确切而不可移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诗学与书法的审美关系。两者兼长的启功先生认为这是“马蜂窝”，捅不得。然而苏轼、严羽都认为杜诗、颜书、韩文其间有共通之处。李泽厚《美的历程》开辟专节论述，但未免过于宏观，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有失确切具体深微的比较。《发微》中专列书诗编以讨论诗学与书法的审美关系，通过《通论》与《个案研究》两篇，打通文学史与书法史，视通万里，纵览先秦铭文与诗经直至康有为的诗与书法之阔，对书法的晋韵、唐法、宋意与诗之关系都一一作简要精确的梳理，指出汉赋的铺张扬厉与汉隶横画排列整齐等审美如出一辙，而北宋行书以斜侧为最主要的个性亦如宋人以议论为诗之法门。此编中的“通论”犹如诗与书的交融发展史，比喻贴切，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在宋四家的行书中，米芾以意求变的动作最为奇宕。蔡襄的行书似平衡木上的女子体操，花样翻新但而变化不那么剧烈，东坡则如闲庭散步，山谷似吊环运动动作剧烈而又有规律可循，米芾却像男子高低杠的翻腾，充斥着瞬间性的飞动巨变。”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帖》与陶渊明诗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论者把二者彼此对照，指出二者在审美上体现了共同的时代风格。此文不避琐屑，做得精辟，每有醒动人处。
总而言之，《发微》一书发轫于求真而收获于出新，务求真而获本真，不求新而自出新，是一部具有多学科、多维度、多方法，深挖掘、深溯源、深思索，大捭阖、大气度、大格局特质的厚重而清新的诗学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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