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星
因为要找一本旧刊,周末就翻了堆叠多年的旧书刊,都是台州当地的旧报旧刊旧书。其中有一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参与编辑的《九峰》文学杂志。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在这些《九峰》旧刊的下面,还垫着一本年的一期《九峰》,是《九峰》的第30期。我翻开一看,我之所以保留下这一期,是因为这一期选用刊登了我的一篇散文《春天的联想》,如果不是这一期杂志的发现,我已经记不起我最初发表作品的是什么报刊了?当时黄岩还称县(后来改市,再后来又改成台州市的黄岩区),文化渊源深厚,文学气氛很浓,一个县有好几份文学报刊,有夏矛老师主编的《橘花》,有县科协主办的《橘乡科普文艺》,还有《黄岩报》的副刊“龙珠湖”,九峰文学社主办的《九峰》。我在这些报刊上都发表过作品,尤以“龙珠湖”为多。但年《九峰》春卷的发现,我得以确认,这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的园地,而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这篇篇幅不算短的散文《初春的联想》。
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我当时的工作是给县政府的一位首长当秘书,而组织上安排我住宿在政府食堂二楼的集体宿舍的一个不足六平米的小单间,这座简易的房子只有两个楼层,二楼住的都是当年新参加工作的机关年轻人。而一楼除了厨房和公共食堂,还有三个机构:食堂司务长室(我们每月都要来这里买饭菜票);县政府办公室的财务室,我们每月也要来领一次薪水。第三个机构就是县文联了。在县文联上班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位我忘记是谁了,另一位就是文联的秘书长(可能还是副主席)的蔡未名了。蔡未名当时是一位风头正健的青年小说家,在国内一些名刊如《青年文学》接连发表短篇小说。他的小说有点先锋派的味道,尤其是他的小说语言,很有味道,很有嚼劲,不是传统的文学叙事语言,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黄岩文坛的领军人物。而在他的周围,聚集在一批小说新锐人物,如黄石、董碧波、张兹荣等。黄石在接下来的几年,连续在《收获》杂志发表了中篇小说,成名与余华、苏童前后。
当时,黄岩诗歌创作的队伍阵容更加强大。《橘花》杂志的主编夏矛先生就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成名的诗人,所以在他的周围,凝聚着相当一批年轻诗人。而曾经在台州学院担任文学社社长的校园诗人小舟,也于年,比我早一年分配到黄岩县委办担任一号首长的秘书,他回到黄岩,自然也成为黄岩诗歌创作的中心人物。小舟(周学峰)担任了《九峰》的诗歌责编。《九峰》尽管是城关镇政府出资办的杂志,但它的另一个主办者九峰文学社却不受地域的限制,所以《九峰》到了蔡未名和周学峰等人的手里,就几乎成为了黄岩县作协或文联的机关刊物了。
我一到黄岩工作,就参加了九峰文学社,当时的九峰文学社社员众多,影响极大。记得我参加过他们组织的每月“三五”活动(即每月逢五号、十五号、二十五号都有社员的联谊活动),既可以随便茶聚,也可以跳舞。那时跳舞正盛,很多文友都在“三五”聚会上翩翩起舞。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会场是在当年天长路上电影公司的三楼还是五楼?感觉当年的舞池还挺大的。
九峰文学社成立于年,它的第一代成员(也可称为创办者),都是胸怀文学梦想、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在省内和国内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的前辈,除夏矛先生外,还有诗人梁雄(他后来成为浙江省作协的党组书记、浙江电视台台长和浙江广播电视厅常务副厅长)、王怀佐(后来的黄岩文化馆馆长,他在任期间,黄岩文化馆被评为全国先进文化馆)、卢然林(后来的黄岩文化局局长和黄岩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当时海门和路桥都还属于黄岩,后来椒江区和路桥区的一些重要诗人、作家,那时都还是九峰文学社的社员。但这创社一代的人,我认识不是很多,因为我还是一名学生,先是乡下一个中学的学生,后来则进了省城大学,学了四年。待我回到家乡黄岩时,第一代文学社人员已经散开了。如海门已经随着椒江市的建立,划出黄岩了。夏矛先生辛勤耕耘着自己的《橘花》园地,梁雄先生则进了机关,先是担任了黄岩县委宣传部领导,很快就被调任台州地委宣传部领导。作为早期《九峰》编辑的关键人物、北大文物系毕业的王中河先生,这时也到了机关,先是成为我的直接领导,黄岩县政府办公室的副主任,不久也被调任台州地区文化局副局长、局长。
蔡未名、周学峰他们自然就从老一辈手中接过了《九峰》的班。这个时期,可以称为《九峰》文学的黄金时代。但可惜我只是在发了《初春》这篇散文之后,就多年没有新作。我与文学离开得比较彻底,就在这几年。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主动申请调整了工作,我到了黄岩电视台当了一名记着。黄岩电视台虽然是中国最基层的县级电视台,但正如我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小台也能唱大戏》,加上电视在当年来说,可谓是新兴媒体,在社会各界影响力巨大,所以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些年,我全心全意扑在电视新闻上,虽然很辛苦,但是很快乐。我以为我终于找到了自己最合适的职业。
也就是在这些年,九峰文学社和《九峰》刊物再一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社的很多龙头人物都陆续出走,蔡未名和黄石挟着小说家的光环,去到省城发展,依然从事文字工作,但很少写小说了。虽然蔡未名是一位创业很成功的人士,但我总觉得为他感到惋惜:他没有在小说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我至今都还认为,他是黄岩最优秀的小说家。还有黄石,他也没有继续写小说。如果他能像余华、苏童一样一直在写,很有可能他会像余华等一样成为中国“六十年代”作家的代表人物,谁知道呢?毕竟,谁又能做到像黄石一样,两年之内,在《收获》连发三个中篇呢?
继续留在黄岩的小舟,年纪轻轻就从了政,暂时也与《九峰》告别了。这时,《九峰》转到了另一位诗人的手中(暂隐其名)。不知这位诗人怎么想的,他对《九峰》做出了两个重大调整。一是开本上,从普通杂志的开本,缩小到跟语录本一样大小,就显得非常小气。二是调整了办刊方向,面向中小学生,适当兼顾成人作家。所以这几年《九峰》虽然还在办,但影响微弱。好在我这些年并不重视文学,我忙得很哪。
直到九十年代初(忘了具体是哪一年),原在黄岩市委组织部的青干科担任科长的花文杰被委派到城关镇担任宣传委员。办好《九峰》正是他作为宣传委员的职责。我觉得花委员最为可贵的一点,虽然他自己并不从事文学创作,但对文学、对《九峰》的认识却很到位。他认为当时的《九峰》应该做彻底的调整,重新提升《九峰》的影响力。他没有画地为牢在镇内寻找编辑人员外,还面向全市(黄岩)物色人才。我就是这样被网罗到《九峰》的编辑新班子里去的。这时的主编是蔡平洋先生,蔡平洋是跟夏矛、梁雄等先生一起,是九峰文学社的创建者,当时正担任着城关镇文化站的站长,他是一位勤恳而又富有才华的老一辈文化人。我们这些年轻人虽然都号称编委会成员,实际上担当着的是《九峰》骨干作者的角色。当时的黄岩城关镇,其经济实力相当了得,在全国百强镇中名列前十,所以花宣委干得也很起劲。我记得我们经常出去采风。比如一次去黄岩的最高峰大寺基,还住了一个晚上。还有一次,我们去了黄岩西南乡的沙埠镇,采风青瓷窑遗址。当时还没有发掘,山坡上满是青瓷碎片。沙埠窑有“九龙透天”之说,那就是说,沙埠旧有九支窑。近年来浙江省考古发掘了其中一个窑,震惊全中国,成为了当年中国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这些年的《九峰》办得最为正常,按时出刊,成为《九峰》历史上很有朝气、很有活力的一个时期,可惜的是,这也是它的最后的辉煌。到了年,城关镇建制撤销,原城关镇被分割成东南西北四个办事处,这时台州市区两级财政体制也进行了调整,四个办事处都表示不再承接原城关镇主办的《九峰》,持续了十五年的《九峰》从此偃旗息鼓,进入了历史。这是黄岩文学爱好者最为痛苦的日子,因为这时黄岩区一级的文学刊物也停办了。除了夏矛老师的报纸型刊物《橘花》还在苦苦坚持外,原先的黄岩文艺百花园已经凋零净尽了。
《九龙》和九龙文学院是此后一年多,由黄岩第一代企业家叶廷璧先生慷慨捐资创办的。这是后话。但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失去家园的黄岩文学爱好者就像丧家之犬一样,惶惶不可终日。而《九龙》的创办,终于让这些流浪的灵魂重新有了归宿。
这是我由《九峰》旧刊引起的一些回忆。现在从第一代的创刊者都还健在,我觉得如有人写一部《九峰》十五年史,将是一件很有意思、很有价值的事情。我这篇漫忆,权当抛砖引玉之作。
最后要说的是,《九峰》杂志从我知道它时,刊名一直用沙孟海先生题写的“九峰”两字,就是我们接手以后,版式、开本都有很大变化,但一直不变的,就是沙孟海先生的题字。还有封面的题图,我晒出的这期年秋卷,一看就知道出自于著名漫画家蒋文兵先生之手。蒋文兵先生是中国漫画最高奖“金猴奖”的获奖者,他当时是黄岩文化馆的美术干部,跟夏矛、蔡平洋先生都是好朋友。蒋先生年近九旬,这些年都住在杭州宝石山下。由于疫情的影响,已经多年不见蒋先生了,祝他一直能身健、笔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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