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临近毕业，因受疫情影响在家无事，去了报社实习，跟着记者跑跑新闻学学采访写稿。
跟着出去了几次，回家说，感觉当记者真不容易，要写稿，要拉广告，还有些琐碎工作，又忙，又累，不光辛苦，还辛酸。她虽然学历不行，但是要找工作的话，她宁愿去做个文案，也不愿干记者。
我说，记者这个职业，可是我当年的梦想呢。不过，每个人的兴趣不同，再就是，时代也不一样了吧。
想起，不久前在朋友那里偶遇当年晚报名记者邹青山老师。当年晚报刚创刊时，他可是舍弃了大学老师的工作考进报社去当了一名记者。那时他不光写稿，还擅长摄影、书法，是名副其实的才子一枚。岂止是他啊，他们那一代的记者，都是才气加身，走哪儿都带着新鲜而明亮的职业光辉。
上世纪九十年代，还是报纸的黄金年代。那时的报纸，还是社会的宠儿，人们下班路过报摊，都要买几张生活类都市类的报纸带回家。那时的报社，广告部顾客盈门，根本也不用愁创收的问题。那时的男记者，穿着风衣骑着自行车后面带个扁扁的用来盛开水的铁皮水桶，进出报社大院，也自有一种翩翩风度。
那时的我还一个刚进城不久的报纸发行员，每天早上混在编辑记者老师们的队伍里提着暖瓶去报社南面宿舍楼那儿的锅炉房打开水。九十年代清晨初升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看他们三五成群有说有笑走在路上，听他们谈论着前一天发生的国内外新闻和单位的趣事，对我这没见过世面的小姑娘来说，真是一种享受呢。
那天闲聊中，邹老师说，那个年代，是一个文字可以改变人生命运的时代。有些人的身份是工人、农民或者是什么单位的临时工，只因为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豆腐块，就会被当作人才发现，被安排一个宣传或写材料的岗位，或被上级部门调用，变成了干部身份，被提拔重用，由此改变了本来的人生轨迹。
写小说的史姐说，她也是被文学改变命运的人之一，当年她是一个工厂里的挡车女工，因为写小说，才接触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文学圈里的朋友，走进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慢慢发展到现在拥有了自己的文化传媒公司。
我说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受益者呢？正是因为在报社干发行员时发表了好多作品，在征文比赛中拿了几个奖，后来到机关从事宣传工作，再到现在的公司从事文字工作，都是因为这一项特长被破格录用的。
比起乡村里那些爱好写作写了一辈子，也有没发表过几篇文章的人来说，我是幸运的。正如邹老师说，当年有些老同志，曾经为了在报纸上发个豆腐块，坐半天的长途车从外区县拎着篮子来报社给编辑送新鲜玉米、鸡蛋类的土特产，顺便送稿求指教。
而我当年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吧。因为每天总是第一时间看到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又离着副刊编辑部近在咫尺，就不知天高地厚地把自己涂抹的文字装进信封，写上编辑的名字，放在传达室门前的桌子上，躲在一边看着编辑们把它拿走。然后每天等在印刷厂门口，迫不及待地想看到投出去的文字变成铅字出现在上面。
我在晚报发表的第一首小诗，编辑是当时已是著名诗人的郝永勃老师。
我在日报发表的第一篇小豆腐块，编辑是当时的理论部主任秦玉瑾老师。但是他一直也不认识我。直到年，我的散文集出版后，退休多年的秦老师从别人那里见到了我的书，打听到了我的电话和